第61381章我市17家企业被确定为省2011年度“小巨人”和“成长型”企业

　

这是因为孟子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此几希即仁义礼智或四端。

其实，我们的哲学家如果善于从古人那里得到教诲的话（这个教诲不仅是一个哲学思想，更是如何进行哲学的方式），就不至于对只是意见的东西表现出那样的自信了。对西方深厚的情感哲学传统几无所知，仅仅根据海德格尔的只言片语、又没有自己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述的情本体理论，要让别人承认和重视，恐怕不太容易。

形而上学的命题与逻辑命题一样都是分析命题，按照维也纳学派的说法，分析命题实际上是同义反复，并不对事实说什么。例如，被人认为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最有影响、最受关注的哲学家的李泽厚，自信满满地提出所谓的情本体论，以为只有他，只有中国哲学才讲情感，西方哲学的确不讲情感。维也纳学派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综合命题，对实际（即事物和事实）有所肯定和建立。只有这样，中国哲学才能真正登上世界哲学舞台，才能在今天的世界在场，才能为今天这个充满风险和挑战的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思想。这种完全脱离了人的世界性和历史性的人生态度和形而上学，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极为空洞，自然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今天，分析哲学派倾向于突出感官知觉，相反，十七世纪的作者们是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并未在知觉与激情之间划出如此泾渭分明的界线，它只是认为人类的日常体验是被情感所引导的。可以说，今天要从事哲学，不受西方哲学传统的影响，完全无视西方哲学的思想贡献，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哲学思想的。（《论语·雍也》）按照孟子、荀子的解释，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之所以能够称王天下，靠得不是暴力，而是美德，这是儒家对王道的一般界定。

如何进行改革呢？二程认为，改革应以义为先，义是改革的总原则和总归旨。程颐为此疾呼：何以谓之君子？何以谓之小人？君子者所见者大，小人则所见者小且近。既然三代或王道是现实政治应该效法的榜样，那么，回到三代和遵循王道就成为当下政治改革所遵循的总目标和总方针。总之，三者同时存在，缺一不可才是改革的必备条件。

但更重要的是，先王之道作为历史存在，在现实面前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政治事务中既不背叛自己的操守与信念，又能通权达变、具体灵活地作出更为有效的政治抉择，这才是儒家存身立世的现实要求。有鉴于此，北宋改革的第二次革新政令就不免格外突出在理财方面的作为。

真正的权内涵着经的道义品格：权之为言，秤锤之义也。改革 敦鹏，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22]指责王安石新法在用人上也存在重大失误：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⑦]在二程看来，事功只是政治的末而非本，政治人物应当首先在于抓住其本，外在的功业并非完全为二程所排斥，但历史上的君主、臣子在动机上的私心杂念已经破坏了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⑧]的根本原则，因此，为政者的政治行为必须与天理合一。

二程说：人之学莫大于本末终始。二程说，人皆知趋利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27]在程颐看来，大中之道即儒家圣王坚守的王道，王道是顺应天理的政治，三代圣王之治所遵循的道义原则来源于作为世界本原的天理。[20]（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76页。

[30]（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64页。在实践方面，二程主张改革应以义为先，在理财、用人、对外用兵、君臣关系方面提出了有别于王安石变法的不同主张。

以青苗法为例，二程认为，青苗法在推行中间，朝廷和地方官吏强行向农民贷款收息，这是兴利之举，程颢数次上书神宗皇帝说：臣近累上言，乞罢预俵青苗法利息及汰去提举官事。思想家可以在更高的水平上思考政治（标准）的普遍形式，这也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改革要求发生了认识的深化。

这种实用主义的用人策略虽有立竿见影的执行便利，但也为投机钻营之徒留下了空子，导致新法的初衷也在执行过程中变质走样。[21]（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456页。另一方面，王安石对于支持变法的新人采取超常规的用人思想。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在理论方面，二程自觉将天理本体作为儒家政治改革的根本规范，在更高水平上为思考政治本性，以及现实政治改革所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要求。[27]（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510页。

对此，二程有感而发：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司马光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23]程颢认为，在用人上的正确取舍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而王安石以理财最为急务，强推新法，两党之间已不是政见不同，而是上升到道不同，以至于王安石不得不君子小人并用，最后专用小人。在程颢看来，天理或天道是指导现实的理想标准，是整个社会整体利益和目标的共同实现。

[32]（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877页。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业务，斥去。

于是，好的政治和如何实现好的政治就成为古今儒家学者毫无意外地面对的问题。[②]文彦博说：朝廷行事……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而人心为安，盖更张之过也。程颐说：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处而不行，是无救济世之心，失时而有咎也。小人之虑，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22]（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458页。[③]（元）脱脱等：《宋史》，第10261页。

冯友兰先生曾说：（北宋士大夫）在挽救危机面前，他们的基调是相同的。[25]正是因为兴利与兴义之间的对立必然要求改革者拥有崇高的道义理想和人格追求。

总之，审视二程的政治改革思想，不难看出，二程始终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同时又时刻强调改革指导思想的道义性，这既不同于安习受旧的保守做法，也非激进功利的改革策略。二、改革的哲学基础与根本原则 不过，在早期儒家那里，并没有遇到制度改革的问题。

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则不是，唯敬而无失最尽。[26]（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14页。春秋以来，以礼为代表的制度安排确立了整个政治关系的特质，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孔子一方面认为要想改变当时处于天下无道的政治局面，根本举措在行先王之道，即恢复自尧舜以至文、武、周公历代圣王的治国方略。程颐说：变革，事之大也。

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另一方面，孔子突出地表现了对执政者德行的要求。

大中之道是二程为当时改革提出的另一条出路，或许这条道路看上去过于理想，但它却坚守着在政治面前以道义为其指引方向，在理想面前又以权变为其寻求出路，究其实质，二程力图尝试建立一种政治与道德的互为关联又保持张力的平衡理论，这种探索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值得我们加以严肃的思考。[⑩]（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7页。

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传统儒家不强调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实现，也不热衷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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